无人生还的作品鉴赏

表面上看，马尔斯顿似乎只是偶然失手飘车撞死了两个小孩，但实则是明知故犯、不知悔改（不但不认为自己犯罪，反而将吊销一年的驾照推给死者，并在逃过法律惩罚后，继续飙车）的社会危险分子；罗杰斯夫妇似乎只是由于营救时间太短，无意造成主人的死亡，实则是凯觑主人遗产而有意拖延营救，最终成为害死主人的敲诈勒索者；阿姆斯特朗似乎只是倒霉地撞上一个病入膏育的患者，最终没有成功施救，实则是酗酒失手、违背医德的玩忽职守者；隆巴尔德出于自我保护，似乎别无选择，实则是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带走剩下的全部食物，并理所当然认为非洲人死不足惜）的种族主义者和殖民者；韦拉似乎只是营救不力，最终没有救回西里尔，实则是为谋取私利（帮胡戈争取遗产，进而与其结婚）不择手段（诱使和放任西里尔淹死，并骗取孩子母亲的同情和信任）的卑鄙小人；麦克阿瑟似乎只是安排失策，导致下属死于战场，实则是以权谋私（为了报复情敌）的滥用职权者；布伦特为维护声誉，赶走了怀有身孕的女仆似乎合情合理，实则是以伦理道德标榜自身却毫无人性的假卫道士；布洛尔似乎只是秉公办案，实则是名副其实（作假证，害死兰多尔，罪行恶劣）的假君子；莫里斯似乎只是逼于生存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则是见利忘德（贩毒，诱惑少女吸毒）的无耻之徒。

这些罪恶之徒看似虚构之人物，其实不然。他们或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如传统腐朽礼制的捍卫者布伦特小姐就是上个世纪贵族社会虚假道德的产物；或是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的社会危险分子，为着金钱、私利、权欲，不惜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

他们或以上压下，凌辱着地位卑微者，或以下欺上，算计着财富拥有者，又都侥幸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更深刻的是，在作品结尾处，作者借凶手的自述既揭开了案件的谜底，又塑造了具有双重性格的沃尔格雷夫形象。

于是在凶手“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个性是个矛盾集合体“首先，我具有充满浪漫情调的幻想……除了浪漫的幻想，我还有其他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只要看见死亡或者亲手造成死亡，我肯定会像虐杀狂那样高兴……但是，我也同时具备与之矛盾的性格特征—强烈的正义感”的自述中，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戏剧化的凶手正是现实生活中强烈主张正义，却无法申张正义之人的极端代表。

虽然最终他借谋杀实现绝对公平正义有待商榷，但是由他引发的“正义难以申张”问题却深入人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伦理与法律的融合统一。总之，借人物塑造，阿加莎一方面揭示出人性贪婪、自私、罪恶的真实面貌，折射出受害者受冤、无处申诉的现实，完成了“文学反映生活”、“文学即人学”的文学使命；另一方面又表达着伦理与法律和谐发展的现实诉求，践行着“文学净化灵魂”的社会功用。

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不仅是通俗的，又是严肃的，更是富于社会内涵的。 八位客人和两位仆人收到的字迹潦草、内容大体相同、署名难辨的邀请信。

然后，在布洛尔前往海岛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悬念：预言“最后审判日近在眼前”的老人；别墅客房里关于十个小兵人的童谣；餐桌上摆放的十个小瓷人；客人第一天晚上用餐时的罪行指控录音；布伦特朗读的圣经文段。悬念的纷至沓来使故事变得生动曲折，作品的可读性被强化，读者的主动参与性被最大程度激发，不由自主地跟随作者的笔触推测谁是凶手。

更重要的是，这些悬念的设置还突显着人物性格、预示着凶手的意图、变幻着叙述节奏。如8位客人收到的虽然都是内容大致相同的邀请信，但是信件语气和侧重点却大不相同。

如给沃尔格雷夫的信件是以老朋友闲谈和享受自然的口吻发出邀请的，给韦拉的信件是以雇主提供工作的语气发出的，给布伦特小姐的信件则是以朋友度假、远离现代人生活的名义发出的。表面上看似乎是随意设置，仔细审慎，不难发现这样设置的原因一方面重在突出人物身份和性格，另一方面旨在变幻叙述节奏。

之所以以老朋友闲谈和享受自然的口吻邀请沃尔格雷夫，正好突出他作为著名法官功成名就的高贵身份和出于职业特性对于神秘原始的热爱；以雇主语气邀请韦拉，在于突显她对金钱和权欲的渴望，侧面也彰显其身份的卑微；以远离现代生活度假的名义邀请布伦特，则旨在强化布伦特的贵族身份以及她忠于传统、反对现代的迂腐性格。于是，在8位客人前往海岛别墅的过程中，读者发现《无人生还》不同于传统单一的线性历时叙述，而是以空间或人物为中心的共时叙述，故事情节也更生动曲折，迭宕起伏。

又如十个小兵的童谣、十个小瓷人预示着凶手的谋杀计划和谋杀过程；布伦特阅读的圣经字段：“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被自己暗设的罗网缠住。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的所作缠住了。

恶人都必须归到阴间”，既蕴含着凶手申张正义的意图，又使故事前后呼应，也就打通了文本各章节的脉络。 在《无人生还》中，阿加莎设置了不少隐喻。

一开篇，她就在悬念丛生的信件中加入了别墅主人U·N·0这个极富隐喻的署名。正如小说主角在质疑主人身份时所讨论的那样，U·N·0是个极富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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