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什么要写《师说》这篇文章

韩愈（768—824）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3），①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韩愈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③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予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书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⑤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⑥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