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描述善心善举的诗词句

古代中国的慈善，无论是官方的慈善还是非官方的慈善，施善主体各有其特有的慈善动机，它们是善心的特殊体现，既是慈善义举（善举）的精神根源，又是慈善行为延续的保证。

作为官方的慈善形式，施善主体为国家政府，其慈善动力源于“民为邦本”的仁政理念，以安定社会为目的。西周即以“敬德保民”为其执政宗旨，所谓“惠及庶民”、“惠鲜鳏寡”等惠民、保民手段，其目的在于平息民怨、天下安宁。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是此义。此种思想为儒家所承继。孔子推崇“仁”德，其中就有“惠民”举措。孟子推崇“仁政”，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所谓“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反之，“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何以如此，乃是行“仁政”关系到能否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用孟子的话就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⑨孟子甚至进一步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⑩这是“民为邦本”的极致表达。儒家所推崇的“大同之世”理想，就包含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的慈善内容。历代统治者在灾荒之年注重救济灾民，扶危济困，建立“社仓”、“义仓”以稳定粮食市场，帮助灾民度过灾年，前文所述种种官方慈善形式无不出乎“民为邦本”和“行仁政”的考虑。

民间慈善形式主要有非宗教和宗教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以亲缘、族缘、乡缘为纽带的人际亲情。譬如范仲淹创设的义庄制度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慈善形式，其慈善惠及的范围主要限于范氏家族内的族人。明清以后，民间慈善发展到以绅商为主体成立各种民间慈善组织，慈善所及范围已有突破亲缘和族缘等人际亲情的模式，更多是基于“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慈善救济对象大有扩张。这种民间慈善的动力根源是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及其延伸，所谓“亲亲而仁民”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观念即为此。其内在动力是“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仁之端”，乃出于人心自然流露，全无任何功利意识。它是一种纯粹的对于人之同类命运的同情关怀，其行为所发亦是自然而然，全无功利念头。

宗教类型的民间慈善形式，佛教和道教都有相当的影响，佛教尤甚。佛教的布施慈善、普度众生是基于众生皆有佛性的“佛缘”。民间的亲缘（包括族缘、乡缘、）和佛教的佛缘的对象在空间上不同，佛教的佛缘是天下众生，是普遍的；而亲缘是特殊的。在中国古代，这两种“缘”相互补充，因而既可以救济族内的贫困者，也可以救济陌生人、路人。可以说，基于亲缘和佛缘的道德意识是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的基本动力机制。

佛教慈善的动力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业报轮回”，一个人的祸福果报是由他本人的“业”的染净、善恶决定的。《妙法圣念处经》卷一说：“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缠缚，如蚕等无异。”按照佛教理论，行善业，得善报，即佛教所谓善得福报的“福田”观念。《大正藏经》八十五卷《像法诀疑经》说：“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行不善业，得恶报，来世堕入畜牲、饿鬼道，下地狱受尽煎熬。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天”具有赏善罚恶的意志结合，如《尚书·商书·伊训篇》所言：“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2）也即所谓“福因慈善得，祸向奸巧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非常重要的动力机制。道教亦有类似的积善修德和因果报应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行善成仙。葛洪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言，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行善成仙甚至具体到行善数量与成仙级别挂钩。“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且须连续立善，如成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千善，乃复更起善数耳”，“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13）无论是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观念，还是道教的行善成仙的诱导，事实上都成为宗教慈善的内在动力机制。

客观地说，宗教的慈善动机似乎并非那么纯粹，要么出于修行，要么为了成仙。但慈善行为本身却并非希望受惠者回报于己。就此而言，此种慈善动机并非主体现实的功利目的，而是源自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其他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