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春望中表达作者忧患意识的句子

全诗以“望”字贯穿始终。诗题“春望”，就是望春。作者面对大地回春的自然季节而触景生情，企盼恢复国家安定繁荣的局面。

开头两句承接题目，写春日远望所见的总印象。国都沦陷，山河依旧，人事全非。“城春”，承“山河在”，都城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天。“草木深”则接“国破”而言，人民逃难离散，草木任其疯长，一片荒凉。这两句都用了转折法，但上句是逆折，下句是顺折，章法显出变化。“国破”的断垣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城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宋朝司马光十分欣赏这一联：“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见《温公续诗话》）

颔联由远望收到眼前，把全景推向特写镜头。各注本对这两句的理解有分歧。焦点在于，究竟是谁“溅泪”，谁“惊心”。一种解释是诗人自己对花而溅泪，闻鸟而惊心。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句中的主语是“花”，是“鸟”。花因“感时”在溅泪，鸟为“恨别”而惊心。这看似不合理，其实是用了移情法。花、鸟本是自然物，现在由于诗人的特殊心境，把自己的感受移加到它们身上，觉得它们也通人情。花朵含露，是感伤时局在落泪，鸟儿跳跃，是因为生死别离而心绪不宁。这样写，比直抒自己内心如何如何，意味更浓郁，效果更强烈。如同说“天地含愁，草木同悲”那样，写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表现当时遭受战乱之苦的许多人的共同感受。不采用特殊的表现手法，就难以恰切形容。

颈联又因远观、近察，从翘首望转低头思，感情也自然地从伤悼国破过渡到思念亲人。表现手法上，也就从寓情于景，转为直抒胸臆了。“连三月”指战祸延续到三月，即写本诗的时间。有些注本，说是“指当年的正月、二月和三月”。或说指整个春季。事实上，安史叛乱是前年的十一月开始的，杜甫受困长安也有七八个月了。他说过：“去年潼关破，妻儿隔绝久”（《述怀》），“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诗人身陷长安，妻儿、弟妹的生死不明，才发出“家书抵万金”的慨叹。解诗太实，往往曲解原意。

本诗先是分头写了国破和春来两种景，接着写了“感时”和“恨别”两种情。这里又以“烽火”承接“感时”，“家书”承接“恨别”，而亲人的“别”，正是由于战乱的“时”造成的。这样一环扣一环，章法非常严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杜甫在诗中把家愁同国忧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诗的最后两句堪称神来之笔。寥寥十字，使一位愁绪满怀的白发老人的形象兀立在读者眼前。作者望春，并没有得到到任何快慰，却为“感时”、“恨别”所困，终至烦躁不安，频频抓挠头发。尽管诗人这时才四十五岁，但因终日愁情熬煎，头发愈来愈少，简直连簪子也插不上了。从章法上看，这一联是把前面分别抒写的“感时”、“恨别”两种感情统一起来，收结全篇。作者选用搔发这一下意识动作把满腔的愁情变成了可见可感的生动形象，很自然地引导读者进入诗的意境，产生共鸣。

本诗格律属五言仄起式正格。中间两联是对仗，词性、结构，声调平仄两两相对，十分工整。韵脚“深”、“心”、“金”、“簪”，同属平声侵部。按现代普通话来念，听起来不够和谐，但从方言中保留的古音来读，就十分和谐。如客家话的“深”念 qim，“心”念 sim，“金”念 gim，“簪”念 zim，韵母都是“-im”，可见是古今音变的缘故。本诗起句“国破”的“国”属古入声。入声“短促急收藏”，适合于表现激愤、愁凉的感情。因此，本诗一开篇就定下沉郁顿挫的基调，与“感时”、“恨别”的愁情合拍，进而产生一种深沉的敲击人心的力量。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是饱经动乱、历尽坎坷的，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兴衰连成一体，所以对本诗很容易引起共鸣。它表现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的家国之痛，而是概括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那就是爱祖国、爱自己的民族，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兴衰变革之中。因而古今无数有识之士曾为振兴中华、造福人民而忧而愤，直至献出一切。我以为，这正是《春望》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具有“沉郁顿挫”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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