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恋桃花源的语言艺术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引起岛内轰动，编导赖声川于1988年获“国家文艺奖”；1991年，该剧在美国、香港巡回演出；次年由赖声川亲自执导改编为电影，影片获1992年第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银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剧片和最佳录音入围，及台湾影评人协会评选的1992年度十大华语片第3名。

《暗恋桃花源》及其表演工作坊作品。该剧故事很简单：“暗恋”剧组和“桃花源”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在此彩排的合约，遂发生了对舞台的争夺。

“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亦因战乱离散；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一见，时已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濒临病终。

“桃花源”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夫老陶，其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缘溪行，发现桃花源；入桃花源后，遇见的人还是春花和袁老板，但又似是而非，三人度过愉悦的时光；老陶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但家境破败。

《暗恋桃花源》就成了古今悲喜交错差互的舞台奇观。赖声川说：“《暗恋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

让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调了。”《暗恋桃花源》被拍成电影以后，影片事实上就成了三种语言的奇妙织体：台词（文字）语言，舞台（剧场）语言和电影（镜头）语言。

三种语言的织体丰富了影片的语言层次感，这一点本身就颇有意味。电影不是什么综合艺术，不过，如果我们要对电影《暗恋桃花源》进行台词语言、舞台语言的分析的话，毫无疑问是在承认二者同属电影语言“讲述”范围内的前提下的。

我们可以说，从电影语言到舞台语言到台词语言，对于《暗恋桃花源》而言，是向下兼容的。台词语言话剧是语言的艺术。

这句话的含义更多地偏向于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的台词常常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的。往往是通过语言造就不朽的人物。

词语意指之确定性的丧失词语在话语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上下文关系来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字典的定义或字面的意思。今天尤为突出的是，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确定性对应关系发生了松动甚至丧失。

于是，以往被某种定义保护起来的概念遭到了迎面质疑。“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

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说完去拿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开酒不成，“不喝可以了吧！”把酒与刀拍在桌上。

“我吃饼！”拿饼坐下，“武陵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嘿，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什么地方！”吃饼，可这饼像橡皮一样根本吃不动。起身，用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砍不动。

“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这根本就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 在此，渔夫老陶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没酒没饼的问题，而是有酒喝不到、有饼吃不动的问题。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事物，家，酒，刀，饼，地方，按老陶的说法，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甚至包括老婆在内。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那个东西，可对老陶来说，确实已经不再具备那个东西的属性，从而老陶开始怀疑人们对它们的命名。如果说上面所说还只是对具体的东西--“物”--而言，那么下述例子则直接就是对美学概念和范畴的质疑：“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不禁大为不解。

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

“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导演的语气表明，他对这些概念根本抱有一种拒斥同时甚至有些恐惧的味道。

“留白”、“意境”本来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可导演只通过对两个概念进行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一种态度。最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难道是为了“留白”和“意境”吗？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老陶离家出走之行为缘由的询问。

导演在戏中安排了老陶因老婆春花与袁老板有奸情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因此到上游去了；但导演在这里关于布景的一句呐喊似乎是说：我也不知道老陶出走的真正原因。这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情节”即“因果关系链”进行了一次破除。

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人被语言所困，人通过语言得到解放。自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以来，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的焦点课题。

“桃花源”一剧中人物的说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些思考。老陶来到桃花源，发现春花也在这儿。

后经解释，原来不是春花，是桃花源中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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