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修辞的表达效果

一、通感的含义及其存在基础

所谓通感，是利用诸种感官相互交通的心理现象，以一种感觉来描述表现另一种感觉的修辞方式。它的存在有它的心理基础。作家通过描写外界景物来抒发情感，似乎是景物决定了情感的表达，实际上并非如此，外景的作用是由主观心理限制的。比如同样是菊花，陶潜见之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豁达而无拘束；黄巢见之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是一种豪迈中带有杀气；“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北风”，又是一种至死犹香的孤傲。作者的情感是固定已有的，菊花不过起了一种引发作用。也许还有别的物象照样能引发这种情感。因而，人的心理状况是有定的、可领会的，表达方式却是无定的、多样的。

二、从发展过程看通感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很早就意识到通感的存在，从春秋到晚清代代有佳作。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论乐云：“为之歌《大雅》，曰：‘曲而有直体’。”评价《大雅》之乐，就物之曲中有直，是听觉、视觉、触觉相通。

唐李白有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诗人把“雪花”和“春风”联系起来，在他眼里的雪花，已像春风中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将雪说成春风中的花，当然就香了。这是视觉通于嗅觉，从而写出了层次丰富、内涵深厚、令人玩味的立体意境。

明代《永乐大典》载体东美《西湖亭》诗：“避鸟声如剪，隔岸厅花色欲燃。”前一句写鸟语之快犹如剪刀，由此听觉与视觉沟通，无形化为有形。后句写花色欲燃，是说花色浓艳，像要燃烧，视觉向触觉挪移，这两句诗不过写了鸟声和花色，却使人觉得听之有声音、视之有形色、触之有温度，其形象之具体，因三种感觉两两沟通，联合作用而获得充分的确证，情景的交融又形成令人愉悦的意境。

这几个例子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可以说只是沧海一粟。从这些例子看出，通感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往往可收到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其表达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能由此及彼，勾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它能不拘一格，行文活；它能准确表达，含义深远；它能充实诗文的意境，构成特殊的艺术美。

三、通感的构成方式

由例句分析，从语言的角度看，通感这种修辞方式大体有这样几种构成法。

第一种，直觉借助感觉的互通转移。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风声能悲，是听觉通于意觉。

第二种，兼有比喻的通感。即借助比喻手法去写事、抒情、状物，但它只限在感觉挪移的范围之内。

第三种，兼有拟人的通感。通感有时与拟人手法结合起来，很难分开。不过，两者仍不能等同，尽管通感兼有拟人，却也是限定在感觉挪移的范围之内。比如宋代王质《山行即事》：“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荷雨洒衣湿，苹风吹袖清。鸡声喧日出，鸥性狎波平。山色不言语，唤醉三日醒。”开头两句说浮云时聚时散，仿佛在讨论要不要下雨。“议”字既是拟人，同时又把视觉移向听觉。末尾两句“山色不言语”实际上是说它有言语，因为它“唤”字将山色拟人化，也沟通了视觉与听觉。由于一前一后运用了兼有拟人的通感，于是无情之物移注了情，无声之物发出了声。形态活泼，声情并茂，山行道中无限情趣，山景之中一片生机。运用拟人的通感，使具体物象有了人的灵性，形成物我交融的理想境界。

第四种，有夸张的通感。这类通感，既有“增一至十，增十至百”的艺术表现力，又能多感觉多角度地刻画，使事物毫发毕现。如李白的《劳劳亭》：“春风知别苦。”这是移情，拟人化。别苦即离愁，不言愁而说苦，是将视觉、意觉通于味觉。

总之，通感的构成方式是极其灵活的，其共同点是各种感觉的相通，各种感受的挪移。不论哪一种通感，都可起到别的语言方式无可替代的表达作用。

一、通感的含义及其存在基础

所谓通感，是利用诸种感官相互交通的心理现象，以一种感觉来描述表现另一种感觉的修辞方式。它的存在有它的心理基础。作家通过描写外界景物来抒发情感，似乎是景物决定了情感的表达，实际上并非如此，外景的作用是由主观心理限制的。比如同样是菊花，陶潜见之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豁达而无拘束；黄巢见之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是一种豪迈中带有杀气；“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北风”，又是一种至死犹香的孤傲。作者的情感是固定已有的，菊花不过起了一种引发作用。也许还有别的物象照样能引发这种情感。因而，人的心理状况是有定的、可领会的，表达方式却是无定的、多样的。

二、从发展过程看通感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很早就意识到通感的存在，从春秋到晚清代代有佳作。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论乐云：“为之歌《大雅》，曰：‘曲而有直体’。”评价《大雅》之乐，就物之曲中有直，是听觉、视觉、触觉相通。

唐李白有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诗人把“雪花”和“春风”联系起来，在他眼里的雪花，已像春风中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将雪说成春风中的花，当然就香了。这是视觉通于嗅觉，从而写出了层次丰富、内涵深厚、令人玩味的立体意境。

明代《永乐大典》载体东美《西湖亭》诗：“避鸟声如剪，隔岸厅花色欲燃。”前一句写鸟语之快犹如剪刀，由此听觉与视觉沟通，无形化为有形。后句写花色欲燃，是说花色浓艳，像要燃烧，视觉向触觉挪移，这两句诗不过写了鸟声和花色，却使人觉得听之有声音、视之有形色、触之有温度，其形象之具体，因三种感觉两两沟通，联合作用而获得充分的确证，情景的交融又形成令人愉悦的意境。

这几个例子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可以说只是沧海一粟。从这些例子看出，通感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往往可收到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其表达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能由此及彼，勾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它能不拘一格，行文活；它能准确表达，含义深远；它能充实诗文的意境，构成特殊的艺术美。

三、通感的构成方式

由例句分析，从语言的角度看，通感这种修辞方式大体有这样几种构成法。

第一种，直觉借助感觉的互通转移。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风声能悲，是听觉通于意觉。

第二种，兼有比喻的通感。即借助比喻手法去写事、抒情、状物，但它只限在感觉挪移的范围之内。

第三种，兼有拟人的通感。通感有时与拟人手法结合起来，很难分开。不过，两者仍不能等同，尽管通感兼有拟人，却也是限定在感觉挪移的范围之内。比如宋代王质《山行即事》：“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荷雨洒衣湿，苹风吹袖清。鸡声喧日出，鸥性狎波平。山色不言语，唤醉三日醒。”开头两句说浮云时聚时散，仿佛在讨论要不要下雨。“议”字既是拟人，同时又把视觉移向听觉。末尾两句“山色不言语”实际上是说它有言语，因为它“唤”字将山色拟人化，也沟通了视觉与听觉。由于一前一后运用了兼有拟人的通感，于是无情之物移注了情，无声之物发出了声。形态活泼，声情并茂，山行道中无限情趣，山景之中一片生机。运用拟人的通感，使具体物象有了人的灵性，形成物我交融的理想境界。

第四种，有夸张的通感。这类通感，既有“增一至十，增十至百”的艺术表现力，又能多感觉多角度地刻画，使事物毫发毕现。如李白的《劳劳亭》：“春风知别苦。”这是移情，拟人化。别苦即离愁，不言愁而说苦，是将视觉、意觉通于味觉。

总之，通感的构成方式是极其灵活的，其共同点是各种感觉的相通，各种感受的挪移。不论哪一种通感，都可起到别的语言方式无可替代的表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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