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寺庙》句子赏析

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 的一个中国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四周以黄泥塑成，猛然一 惊，它的主人，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

但是，基 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 凄艳的晚霞。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 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做了道士。

几经周折，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夕阳西下，朔风 凛冽。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 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竟然就是那个王圆□（上竹下录），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逃荒到甘肃， 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 也只是对牛弹琴。

一位年轻诗人 写道，那天傍晚，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 圆形道士塔 一 莫高窟大门外，不幸由 他当了莫高窟的家。

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

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

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

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

“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

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

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

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

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角》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

《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著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

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

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珍藏的宝物，精明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而中国官员全然不当一回事，没能形成一张最最基本的保护网。

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

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

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

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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