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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

墨家

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认为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

道家

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人们追求财富的，认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过俭朴的生活。道家认为，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就算是富足，所谓“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普遍贫困而言的。

法家

法家以富国立论，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富国与富民兼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至商鞅，虽有“令贫者富”（《商君书·去强》）之说，但富民并非其目的。及至韩非，提出“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从理论上否定富民的必要。从根本上说法家并不认为富民是可取的，"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认为民太富，不利于统治。因此主张“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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